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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她不再哭了。准确地说，她哭的方式变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她会嚎啕大哭，会捶墙，会用头撞铁门。后来，她只是静静地流泪，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，滴在床垫上，渗进去，干了，留下一个一个淡黄色的印记。

    第一百天。

    她开始和墙壁说话。

    "今天白菜有点咸了。"她说。

    墙壁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“新闻说东乐市降温了，不知道外面有多冷。”

    墙壁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“我女儿现在应该会翻身了吧。四个月大的孩子，应该会翻身了。”

    墙壁没有回答。

    她知道墙壁不会回答。但她需要说话。她需要听到自己的声音，需要确认自己还是一个活人，而不是这间地下室里的一件物品。

    第三百六十五天。

    一年了。

    墙壁上的划痕已经排满了整整一面墙。她站在那面墙前面，用手指一道一道地数着，数到最后一道的时候，她的手停住了。

    一年。

    三百六十五天。一千多顿饭。无数个独自醒来的黑夜。

    她瘦了很多。原来就不胖的身体，现在更是瘦得脱了形。颧骨突出来，手腕细得像干树枝。她的头发长了，乱蓬蓬地披在肩上，因为没有剪刀，也没有镜子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。

    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。

    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光——不是希望的光，也不是疯狂的光，而是一种近乎执拗的、平静的光。像是在说：我还活着。你关不住我的。

    第二年。第三年。

    日子继续流逝。她不再在墙上划痕了——那面墙已经满了。她开始在床垫的缝里藏东西：饭盒的铝皮碎片、收音机里拆下来的小零件、送饭人偶尔掉落的一根火柴。

    她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。但她觉得，她应该留着。万一有一天用得上呢。

    第四年。第五年。

    她开始做梦。不是噩梦——噩梦在第一年就已经做完了。她做的是另一种梦：她梦见自己走出了地下室，走进了阳光里。阳光很刺眼，她睁不开眼睛，但她能感觉到温暖，感觉到风，感觉到自由。

    然后她醒了。四周一片漆黑。

    但她不再难过了。她只是闭上眼睛，试图回到那个梦里。

    第六年。第七年。

    收音机坏了。她花了一个星期把它拆开，发现是一个零件烧了。她没有替换的零件，也没有工具。收音机变成了废铁。

    从那以后，她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。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不知道是哪一年，不知道她的女儿现在长什么样了，是不是已经上学了，是不是会叫妈妈了。

    “妈妈……”

    她在黑暗中轻轻地说出了这两个字。

    然后她笑了。

    第八年。第九年。

    她的身体开始出问题了。她的膝盖疼，走路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响声。她的牙齿松了一颗，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咬到了，满嘴的血。她的视力也在下降——虽然地下室里本来就没什么可看的。

    她开始害怕。不是害怕蒋菲菲，不是害怕这间地下室，而是害怕自己会死在这里。

    她不想死。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她的女儿。她还没有见过女儿长大的样子。她还没有听过女儿叫她一声妈妈。她还没有——

    她还没有完成作为一个母亲的、最卑微的愿望。

    第十年。

    三千六百五十天。

    沈月坐在那张已经破烂不堪的床垫上，背靠着冰冷的水泥墙。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——才三十多岁的人，头发却白了大半。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皮肤蜡黄，像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旧报纸。

    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。

    那道光从来没有灭过。

    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待多久。也许一年，也许十年，也许——像蒋菲菲说的那样——一辈子。

    但她不打算放弃。

    她把藏在床垫缝里的那些小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，在黑暗中摸索着，把它们排成一排。铝皮碎片、收音机零件、火柴头、一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细铁丝。

    她不知道这些东西能做什么。但她知道，总有一天，她会找到出去的办法。

    为了她的女儿。

    为了那一声她还没有听到的——

    “妈妈。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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